1937年9月的苏州河上盈策略，张帆挂橹的木船里藏着工厂拆卸的机器。这些运速不高的船只，在获国民政府的通行批文后，要一路上躲避日军的追袭，才能先抵苏州或镇江，而后转至武汉。
往前两个月，“七七事变”后、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前，紧张的态势之下，为确保资源集中供给战事和避免工厂被收直接资敌，上海的工业内迁迫在眉睫。当时，全国三成以上的已登记工厂都集中在这座远东第一大城市。
在淞沪会战爆发前后的背景下，从7月到战争收场的11月，短短四个月时间，一场关乎中国经济命脉的工厂物资内迁计划如何展开？这是作家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得者赵柏田最新长篇非虚构作品《生死危城》要打捞的历史记忆。该书最初刊载于《收获》杂志，今年8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-可以文化推出。
2025年8月，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浙江文艺出版社KEY-可以文化推出《生死危城》。浙江文艺出版社KEY-可以文化供图
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说，凭着墙上的几个点，可以挂起一幅心灵的挂毯。这给了赵柏田启发，持续多年写作现代中国的他，在锚定铁路、外交、金融业、晚清以降知识人的精神流变之后，将笔触落到了现代中国的工业领域。
对于非虚构写作，赵柏田要求“每一滴露水都有其出处”，而同时身为小说家的他，又希望文本具备高度的可读性。在《生死危城》里，他把主持内迁的科级官员林继庸作为故事眼，将目光扫过更高级别的官员、实业家、工厂主、工人，以紧张的叙事节奏呈现战争爆发前后的内迁困境。
八十八年前，上海的实业家们或寄希望于内迁，或以为租界可保无虞，或主张前往香港，不同想法影响着各自今后的命运。最终，林继庸主持工厂迁移期间，除协助搬迁国营的工厂外，上海的工厂共迁出了146家，机器和材料14600余吨，技术工人2500多名。赵柏田说，这些工厂和人，成了中国工业的火种。
赵柏田长居上海，在写作这本书时，他常常会到老战场遗址或者工厂旧址，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的现场。上海老建筑还能找到旧时光的蛛丝马迹，实业家的工厂换了一种方式活下去。
9月16日，在上海黄浦江畔的陆家嘴，南方+记者采访了赵柏田，以下是对谈内容。
写上海工业内迁往事，就像打捞海底的沉船
南方+：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十分惨烈盈策略，很多书籍也是直接写战争。您为什么选择从工业内迁的角度写？
赵柏田：这个角度不是刻意寻找的，它是自动浮现出来的。好故事不是编出来的，是你发现的，特别是历史写作。好故事像海底的沉船一样，等待写作者把它打捞上来。
过去几年，我做现代性的研究和写作，从外交、铁路、商业和金融、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流变去切入，写了不少故事。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板块，就是中国的工业化仍然没有触及。工业文明带来了现代性的曙光，如果没有这一块的话，那么我对整个中国现代性的呈现是不够完整的。
几年前，我写中国现代金融业，收集了很多上海实业家的材料。我发现，民国时期上海大大小小的银行对实业有很大支持。当淞沪会战爆发，那些工厂背后的人就动了起来，命运的齿轮也开始转动。可以说，在写完上海的银行家和现代中国的金融业之后，实业这一领域的人和事也渐渐地鲜活了。
苏州河码头上的木船。成千上万吨的机器就是用这样的木船运到苏州、镇江，再换船，沿着长江运入内地的。受访者供图
这次迁厂改变了中国工业的格局， 1937年以前，中国内地的工厂非常少，几乎没有现代工厂。不要小看迁出的146家工厂和2500个工人，他们有许多留在了内地和西部，成了中国现代工业的火种。写这本书，是为了让今天的读者看到，在民族危难之际，为了工业血脉的延续，曾经有这么一群中国人，作出了不屈努力。在书的扉页，我引用了穆旦的一首诗《赞美》，就是为了讴歌这些内迁者的不屈意志和顽强生命力。
书是在2023年12月完稿，《收获》2024年2期发表，我当时在《收获》约写的创作谈里说，它是我写现代中国的最后一块拼图。不过，之后我又发现，现代中国其实还有一块更大的“拼图”可能要去书写，那就是科学。从洋务运动到民初，科学的概念和内涵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，从最早的器物引入，发展到之后求真求知的理念的形成。
南方+：这本书的写作跟您自身的经历经验有关系吗？和书里很多实业家一样，您是宁波人，跋里也提到您曾祖辈里有人曾经是工厂主。
赵柏田：作家选择的题材、所写的故事，跟他的生活环境和经历有很大关系。写作者进入文学世界的道路，永远是离他最近的一条。所以我的早期小说写南方乡村，喜用儿童视角。随着写作履历的增长，写作题材和风格更加脱离不了经验的影响。
我老家浙江余姚，是王阳明出生的地方，我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宁波，又是很早就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城市之一，文风和商风都很盛。这些人和事会自然进入到你的生活场域，成为你的生命和文学记忆。
因此，关于历史的一切，王阳明、浙东学派、新文化、现代性主题下的中国往事等等盈策略，可能是我潜意识里本来就有的东西。我写《生死危城》时，曾数次想起家族里一位前辈的故事，他原来也是一个实业家，也是一个小工厂主。
回到历史现场：集一手资料，到遗迹现场
南方+：在写作过程中，您如何确保材料的严谨性和叙述的流畅性，使文本可读性高且不失真？
赵柏田：非虚构写作已经到了建立自身美学规范的时候。非虚构的写作伦理就是求真，大大小小的事件，包括人物的对话，都要有出处和依据，就好像每一滴露水都要有其来历。这本书引用了大师档案、报告、当事人的口述史、电文，出书后只有选择地在文下加了一些引用来源。加注，表明的是我的一种写作态度，那就是对你写下的每个字负责，对历史负责。
至于材料的选取，我主张要尽可能回到历史的现场。回到历史现场有两种方法：第一种是亲身到现场，去观察地形地貌。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老战场的遗址或者工厂旧址已经物是人非。如果你满腔热忱去找，希望能发现跟记载或者图片对上号的东西，可能真没有了。所以，更重要的，是去感受、捕捉历史的气息。
更重要的一个途径，是去寻找与当事人相关的第一手资料。比如日记、书信、电文、档案、口述实录，还有回忆录和后来学者的研究。中国传统文人的习惯是用写日志来记录和反省自己的言行，留下了大量日记。回忆录由于已经隔了一段时间，可能有对事件的美化或者记忆的偏差。
写作上，我是一个慢人，一步一步来。我会用比较长的时间去感受、去规划、去收集。在收集和研究的阶段，我会为笔下的题材、故事、人物建立一个资料馆或者小型图书馆。回到《生死危城》这本书，关于这次迁厂的历史，我搜集阅读了上百本资料。
写书还是要让读者看得进去。有时候，我说我不是一个作家，我是一个叙事家，一个写作家，研究用什么样的叙事，来贴合笔下的人物和故事。
南方+：我对书里的一个细节印象深刻——因为炮火炸断了电话线，张治中将军从南翔指挥所驱车到江湾镇了解情况，后面为避开日军轰炸，他下车步行。途中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传令兵，士兵问他，“怎么回事，现在司令也只能乘11号车（指步行）了？”这个细节很生动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不符合长幼尊卑的传统观念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？
工厂林立的闸北区在剧烈的爆炸声中升起了浓烟。受访者供图
赵柏田：我在张治中的战场记事里发现了这句对话。一个士兵说出这样的话，也能反映出当时战场的形势已经有点乱了。他言语里面既有一种无奈，也有对长官的调侃和反讽。如果整装待发、士气高昂，一个士兵不太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透过这种无奈，我们会发现，在这场血与火的战场的绞杀里，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，每个生命都是脆弱的。另一方面，从文本上来说，像这样的一句不经意的话，会带给全书生动的气韵。
人，终究抵挡不过时代所造的势
南方+：您写这本书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期？对主线人物和群像人物的选择有什么特别考量吗？
赵柏田：主要是一手史料太欠缺。我在上海档案馆和图书馆找了一些关于工厂内迁的材料，但所获不多。后来，我找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张朋园主持的口述史《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》，在此之前，内地有关林继庸的记载几乎没有。林继庸是立起这本书的脊椎骨，在上海民族企业内迁方面，他是一个灵魂性的人物。如果没有林继庸这个第一当事人的访问纪录，这本书是没法写的。这本访问纪录读起来很枯燥，但它实打实地说、有一说一，符合我对历史的求真态度。
主持上海工厂内迁工作的林继庸，是资委会的一个科级官员。他是广东香山县人。受访者供图
战争爆发了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边，无论你是大企业主、小工厂主，还是工人，命运都改变了，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方式去应对。基于这样的考量，写人物的时候，我选择了不同身份、不同结局的群像式人物，既有无锡荣氏兄弟、宁波帮的钢铁大王余铭玉，也有商务印书馆当家人王云五，小工厂主沈鸿，还有寄希望于租界的严裕棠。
南方+：您在跋里写“人，终究抵挡不过时代所造的势”，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？会不会太过宿命论？您会用历史的眼光打量当下吗？
赵柏田：人是被时代塑造的，成与败，都由时代塑造，这个是历史的经验。这不是宿命论，这是历史和命运的一个事实。
我不会用历史的眼光去打量现在。对于艺术家来说，历史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。作为历史写作者和研究者，历史是认知和求真的对象。历史所包含的教训与经验非常深刻，但我们很难把这些教训和经验移用到当下，这样做无异于把历史工具化、功利化。我觉得历史应该培养的是更加通达的人生态度，更加智慧的审视目光，以及更加开阔的胸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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